與法院的關係
檢察長 何超明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九日 
來自世界各國的檢察官齊聚香江，就與他人的關係：責任性、透明度和獨立性這一主題進行切磋探討。今天，第七節會議的主題是“與法院的關係”。這是一個沒有統一答案的話題，隨著各國憲政制度、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不同而各自精彩；也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話題，伴隨社會和法治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它與司法權力的分配緊密相連，更與司法制度的完善相伴生長。現在，我想結合這個主題，向大家介紹一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情況，著重闡述檢審關係的問題。
一． 澳門司法建制回顧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門回歸祖國的具歷史性意義的重要日子。在此之前，澳門接受葡萄牙管治長達四個多世紀。期間，澳門法院與檢察公署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先有法院後有檢察公署的過程。
當時，澳門作為葡萄牙的一個法區，法院與檢察公署被視為葡萄牙司法組織在澳門的延伸，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權限方面的有限性。澳門法院屬第一審級，僅對不涉總督或政務司的部分案件有審判權，所有二審上訴案件均由葡萄牙的上級法院管轄。而檢察公署參與各類訴訟事務及其他法律事務，完全受葡萄牙的相關法律約束；2）人事方面的派任制。即法官和檢察官基本上從葡萄牙聘請，而檢察院的最高領導稱“共和國助理總檢察長”，必須由在葡萄牙具有相應級別的檢察官擔任； 3）財政方面的審批制，法院與檢察工作所需的任何物資，甚至小至一紙一筆，均須向那時負責行政財政管理的司法事務辦公室提交申請報告。
澳門法院與檢察公署的性質及地位也不相同。法院被明訂為司法機關，而檢察公署雖也有司法性質，但並不是一個不受任何干涉的獨立的司法機關。辦公方面實施的是檢審合署制，檢察官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場所，只能在法院內行使其職能。此種跛腳的司法建制，妨礙了檢審職能的充分發揮，也導致了回歸前夕、面對欠佳治安司法軟弱無力的局面。
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檢審關係
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第2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從此，澳門有史以來首次擁有了完全自主、獨立的司法組織：法院和檢察院。澳門特別行政區共有初級、中級和終審三級法院，其中，終審法院還具備終審權。檢察院作為唯一獨立行使檢察職能的司法機關，性質和地位隨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檢察院與法院均有獨立的司法行政管理體系，在人員任用和管理，資金及物資的支配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從而確保了兩個司法機關獨立地履行檢察審判職能。與此同時，檢審關係也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平行運作。澳門檢察院與法院同為司法機關，相互地位平等，既無高低之分，也無大小之別。從機關地位來看，檢察院與法院均是獨立自治單位，各自依法行使檢察職能和審判權，不受任何實體與個人的干涉；就人事制度而言，澳門《司法官通則》第2、5、10、16、34至44條規定，檢察官與法官“同質”但“不同職”。他們同屬司法官，具有相同的任職要求，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他們皆實行獨立辦案，並有終身任職制的堅強後盾；在行為準則方面，檢察官與法官均須依照統一的法律行事，共同追求公正與效率。雖然與法官所應具有的中立性和被動性相比，檢察官表現出傾向性和主動性。然而，同為正義的化身與法律的守護神，他們在維護司法制度、彰顯公平正義這一終極目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在刑事訴訟中，檢察官承擔著與法官協同發現真實、實現公正的客觀義務，必須懲治犯罪與開釋無辜並重；追訴犯罪與保障人權兼顧。
（二）互相制約。為實現審判公正，公訴制度從審判制度中分離出來，由此奠定了檢察院與法院之間相互制約的關係。其中，檢察院對法院的牽制主要體現在：檢察院公訴既承擔刑事審判的啓動責任（當事人自訴除外），也限定了審判的範圍。換句話說，未經公訴，法院無權自行開立案件，且法院的審判對象不能超出檢察院的公訴對象；此外，無論是在刑事訴訟，還是作為勞工等弱勢群體、集體利益和政府的代表，在民事與行政訴訟中，檢察院透過依法提起或參與訴訟，提出平常上訴和非常上訴，關注法院的職責是否依法履行，促進法院裁判的執行；另一方面，法院對檢察院的制衡則表現為檢察院起訴請求的命運最終掌握在法院手上，對是否採納檢察院的主張和請求，法院有終極的決定權。
（三）互為中心。檢察院和法院在刑事訴訟的不同階段扮演不同的角色。整個刑事訴訟包括偵查、起訴和審判三個環節。在偵查和起訴環節，澳門檢察院擔當主要角色，除決定起訴、出庭支持公訴外，還負有領導刑事偵查的職能。後者包括：1）檢察院有權決定刑事案件的立案；2）透過制定偵查方案，規定偵查期限等方式指揮警方調查刑事案件；3）對警方偵查活動程序的合法性進行監督；當刑事案件進入審判環節時，法院的中心地位不容置疑和動搖，這反映在其對實體裁判的決定權和訴訟活動的指揮權兩方面。在庭審過程中，檢察官與被告地位平等，好比分別扮演攻防角色的兩方“球員”，他們都須遵守法庭規則，在訴辯過程中，服從法官這一“裁判員”的指揮和裁判。
三． 相關思考
檢審關係既由取決於一國憲政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司法體制所決定，也受國家的歷史傳統、法律文化和現實需要的影響。由於各國的國情有別，因而，可以說，不同國家或地區有不同的檢審關係。比如，就檢察機關的設立而言，各國或者實行檢審合署，或者採取檢審分離。而在採取後一方式的大多數國家裏，檢察機關的性質又有行政與司法之分、是否獨立行事之別，由此導致了檢審關係的差異；又如，偵查權中強制措施的決定權，既有國家將之全部賦予檢察機關，也有不少國家將之全部或部分交由法官行使；再如，自由裁量權，目前世界上起訴法定主義與起訴便宜主義並存，有些國家的檢察官擁有自由裁量決定不起訴的權利，而有些則根本不具備此種權利；此外，以顯示檢察機關起訴權不完全獨立的預審制度為例，該制度也並非為全部國家所採用，而是僅存在於部分國家之中。
上述差別實質上蘊含了各國對公正與效率的價值取向；反映了各國對人權保障與經濟訴訟的不同側重。將強制措施的決定權交由法官行使，與實施預審制度，皆顯示採用國對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的偏重；而賦予檢察官自由裁量權，則體現了賦予國對司法效率和經濟訴訟的追求。在魚和熊掌難以兼得的情況下，不同國家勢必根據各自的實際作出一定的取捨。因此，離開各國國情，簡單評價孰優孰劣，實不足取；同樣，當國情發生變化時，死守原有規定，不思改革，也決非明智之舉。檢審關係應該隨著國家或地區情況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事實上，不少國家已經或正在考慮重新配置司法權力。比如，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廢棄了傳統的預審制度，將預審法官原有的偵查、起訴權歸屬于檢察官，並給予預審法官專門的保障公民個人權益的職責；有的國家則擴大了檢察長不予追訴的職權範圍，賦予其對部分案件追訴的自由裁量權；也有國家重新劃分了強制措施決定權的權屬。現時，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在對這一問題進行思考。
各國的檢審關係既有諸多不同之處，也有為迎合法律全球化趨勢而相互融合靠攏的地方。各國應根據其社會和法治發展、治安狀態以及存在問題，參考他國經驗，適時作出恰當調整，解決現存問題，努力使檢審關係處於最佳狀態，以滿足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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